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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用罕有的洞察力描写了生活这个巨大机器中的细小齿轮游走于《愚比王》式的荒诞不经和卡夫卡式的魔幻预言之间。——《法兰西文学》
刘震云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但是，他讲故事不是为了博取读者一笑，也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结构主义大师”的智慧，“用十分柴可夫斯基式的写法，揭示出一些素不相识人的背后，还有这么多深刻的联系”。欣赏娓娓道来的故事，往往会忍俊不禁，但是静心细细咀嚼，每个故事背后蕴涵的东西会让人不知不觉地眼角湿润。这种含泪的微笑虽不同于鲁迅先生所讲故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但因其作品聚焦的是生活在当下的小人物，所以让人产生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就生活在自己身边”或“这个人就是我自己”。
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如此切近而真实的阅读体验，得益于作者构思作品、塑造人物时始终把镜头对准现实社会，并且在小说和生活之间找准巧妙的对接点。这样，虚构的文学世界与真实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藩篱被拆除。当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小说所描绘的浮世就变成了现实生活的浮世绘。这种文学的穿透力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表现的尤为鲜明突出。
近四十万字的大部头，从酝酿构思到运笔成文再到付梓发行，刘震云耗时1080天。虽不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但三年呕心沥血的创作足见作者对该部作品的重视。尽管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对他艰辛付出的肯定与褒奖，但不足以彰显作品蕴涵价值的全部。作为刘震云自己认为“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解构故事的原乡是生养作者的河南延津。延津作为刘震云小说创作的“策源地”，这里的山石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世情风貌人情世故等都是创作的“源头活水”。有了这些富足养料的滋养，进入小说世界的人事物景情才显得那样的亲切真实。尽管小说是虚构性的文学，但是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里我们或浓或淡、或明或暗地能够看到现实生活的影子。
从编织故事的架构看，《一句顶一万句》讲述的“延津故事”跨越两个历史阶段——旧社会和新时代，故事涉及的人物以老杨家为轴心四代人（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恩恩怨怨、爱恨情愁和分分合合，故事演绎的舞台分为延津和延津以外两个。《一句顶一万句》不同于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家族史折射民族史，而与梁晓声的《人世间》采取反映世情的方式相似，走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不论是旧社会，还是新时代，他们都在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着，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着孤独与寂寞对身心的啃啮。就整部作品透析世情的旨归看，作者是想借助小说的视角审视现实生活中生活的普罗大众的生存状态。作品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以杨百顺为主角，下部以牛爱国为主角。就两个人的血缘和情缘关系看，他们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但是，无法掌控的命运在两个人之间建立起无法割舍的关系，即使两个人从未谋面。杨百顺娶带着女儿巧玲的寡妇吴香香为妻，吴香香抛下父女与人私奔，杨百顺带着巧玲假寻找吴香香，结果巧玲被人贩子拐走卖给无儿无女的老曹，改名改心，大名曹青娥，长大成人的曹青娥嫁给牛书道生下牛爱国，命运的捉弄让两个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尽管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地域——出生在旧社会的杨百顺在延津长大，老死于陕西；新社会出生的牛爱国主要生活在山西，但是两个人都有相似的命运遭际，两个人的生命程式也极为相似：杨百顺为了生存，四处学艺，四处奔波，但是始终无法摆脱窘迫。在谋生的过程中，他试图与周围的人交往，说心里话，但是最终都因为“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而被人耍弄或背叛。亲人朋友的“戏弄”，老婆的背叛，让杨百顺只能用一张厚厚的隐形铠甲把自己保护起来。唯一能够和自己说得来的人——养女巧玲还被人贩子拐走。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吴香香是假，寻找闺女巧玲几乎以命相搏。但是，世界那么大，哪里还能找得到。所有的苦、所有的痛他无人诉说，只能一个人独自慢慢消化。
用杨百顺的生存境遇观照现实社会中生活的芸芸众生，可以说每个人都时刻行走在寻找的路上。物质的、精神的，思想的、情感的……都不同程度地成为纠缠个体生命的枷锁。而在行走的过程中，又有多少志同道合者结伴同行呢。即使是“同路人”，很多也是貌合神离。而一个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人踽踽独行的追寻，除了孤独与寂寞，剩下的只有迷惘与痛苦。就个体生命而言，穷其一生都在寻找“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要成为什么、我需要什么”等诸多问题的答案。可是，真正搞清楚、活明白的又有几人呢。对杨百顺来说，擅长“叫丧”的罗长礼是自己的偶像，成为罗长礼是自己一辈子的梦想。试想，如果不是孤独寂寞的啃噬，他怎么可能偏偏把为死人哭喊的人视为榜样呢。审视杨百顺的一生，基本上都行走在寻找的路上，寻找维持生计的活计、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生活的样子、寻找自己能够说上一句贴心话的朋友……从杨百顺到杨摩西、从杨摩西到吴摩西、从吴摩西到罗长礼，一路奔突把自己姓甚名谁给丢失了，最终活成了罗长礼。万千世界，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听不到一句真心话，这是杨百顺的不幸。用杨百顺的遭遇反观现世，像杨百顺这样的人又何其少呢。“人生难得一知己”，这是文学的书写，更是现实的写照。古往今来，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个体生命真正能够寻觅到说体己话的太少太少。不可否认，作者用杨百顺的经历其实是在“反噬”现世社会的人情百态。当我们在为杨百顺的遭遇嘘唏时，已经在内心深处找到了一个与主人公“同病相怜”的共情点。
杨百顺是从旧社会走进新时代的“跨时代”人物，他的人生阅历烙上鲜明的新旧时代的烙印。而牛爱国的人生际遇更带有鲜明的当下特色。在兄弟姐妹四人中，牛爱国在父母眼中是最不受待见的，在孤独中成长起来的他长大成人之后，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走入军营。炊事员的他阴差阳错地学会了开汽车，源于在炊事班时没有说真心话的朋友，他只能找其他人倾诉内心的孤独。而与他同样遭遇的开汽车的战友成为他无话不谈的朋友。在相互报团取暖、共诉衷肠的同时，牛爱国学会了开车。复原回到家乡，成家立业是头等大事。可是娶了一个与自己同床异梦的妻子，把他逼人更加苦闷的境地，而与亲朋好友的无话可说让他感到更加寂寞。妻子与别人的私奔、朋友的敷衍、亲人的冷漠，把牛爱国逼上各地寻找的路上，从沁源到延津、从延津到新乡、从新乡到广州…….对牛爱国来说，他不辞辛苦地辗转，除了为了寻找“祖父吴摩西的那句话”“罗立军的那句话”“曹青娥的那句话”“章楚红的那句话”……更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心里安宁”的地方。在牛爱国的内心深处，听到一句真话，知道一个真相，明白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内心真实的想法高于一切。可是，自己把这些看得越重要，结果越让自己失望。行伍出身的牛爱国想过着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生活却时时刻刻与他开不大不小的玩笑。回望现世生民的生活，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朝朝暮暮，这应是每个人最为朴实，也是最为现实的诉求。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意愿，真正能够实现的又有多少人呢。蝼蚁般生活的生命体，几乎都是带着面具在尘世中蠕动。“忠言逆耳利于行”，行走于世时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听到一句“逆耳的忠言”呢；“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小说中每个人都面临的人生尴尬，在现实世界又有多少人不是这样呢。
“刘震云的文体是极简主义。他以大师手笔，成功地对不同生活阶层的色彩做了复杂、生动和通透的展示。”品味《一句顶一万句》，在欣赏作品中人物的命途遭际时，不知不觉会产生一种回到当下的错觉。作品中的杨家、秦家、马家、吴家、曹家、牛家……都是现实世界的“回光返照”，他们所经历的生活与人生的碾压，不正是现实社会中芸芸众生生活的写照吗。从这一点看，虚构的小说与真实的生活完成了无缝对接。“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小说的世界如此，现实世界更是这样：“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