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浩明；摄影：完 璧】
锦华馆二三事
曾记得我年少时，春熙北路的中段某楼房有两扇厚实的大木门，门上的铜环和门边的铜镶条早已发黑，门上端拱起一段灰色的砖墙，墙上“锦华馆”三字被风雨剥蚀得笔墨残缺。这条路东起正科甲巷，西接春熙北路，长不足半里。锦华馆靠正科甲巷的东口还有两扇大门，门角的左边住着一个打更匠李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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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华馆的街面呈猪肚形，从春熙路进去路很窄，靠右的一边有一家花店和理发店。花店有几排木架子，上面装有粗大的竹桶，竹桶插着四时鲜花，但生意清冷。理发店的两个师傅一男一女，女的管剪、男的管剃，春熙路附近三条科甲巷和街对面的三益公新街后巷子的老爷子都在此剃头，理发店的热闹和花店的冷清各成风景。走完这一段窄路，豁然开朗。由于春熙路基督教青年会的后门设在锦华馆，它的围墙一直向前延伸，墙边无民居，自然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坝子，这条路没汽车通行，就是自行车也很少很少，因而这坝子是附近孩子们的“游乐园”。
在围墙的另一侧，有个圆拱形的牌坊，上面立着个白晃晃的圆木牌，“温泉浴室”四个大字用红漆写成，十分醒目。浴室门口置一小巧的售票亭，亭前木牌上仍用红字写着“男宾，盆塘叁角三分，大池一角柒分；女宾，盆塘叁角叁分，不设大池”。温泉浴室的服务员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浴室的生意平时寡淡，周末好些，但一到春节的前几天，一般从腊月廿五开始，洗澡的男男女女就像赶庙会似的越来越多。那几天浴室灯火灿然，通宵营业。人们弯弯拐拐排起了长龙，男人一队女人一队，长龙从锦华馆一直排到正科甲巷，有的人还用砖头小凳替亲朋好友占位子。洗澡的队伍吵吵嚷嚷各摆各的龙门阵，弄得门角李家的瞎子大爷几夜不能安眠，他不时出来吼几声：“我要搬家！”年三十一过，浴室又开始冷清了。
正科甲巷的水井水桩
正科甲巷原名科甲巷正街。科甲是科举的别称，明清时各县举子来省城应试，多住此街的旅店。但我六、七岁时科甲巷已没一家旅店了，沿街多是刺绣铺、卖木质刀剑纸脸壳的玩具铺，还有花圈铺、小酒铺和一家名为“十二楼”的茶铺。说是“十二楼”，根本没有楼，摆了近20张茶桌，茶客还坐不满。
正科甲巷的第三根电杆处，有很方正的一块地，临街退了好几尺，地上铺红砂石板，中间是青石砌成的井槛，井槛上有一铁链系住井盖，这口井是周围几条街居民的生活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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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挑水的人先揭开井盖，井边有一根结实的楠竹井杆，下端装有铁钩，打水时井杆钩住桶梁，下去轻轻一个翻滚，水满了握住井杆用力往上提，老成都人谓之“扯水”。这楠竹井杆的主人是谢师，谢师以井为生，不到40岁头也白了，背也驼了。夏天他一身蓝布短打，脚蹬草鞋，严冬换了棉装也是短打，他一桶一桶的把水扯上来，再挑往街上的“用户”家。谢师的水桶内有一个竹篾条编的挡水圈，这样挑担走路水不会溅出来，由于年深日久，他的两个水桶内外都有一层薄薄的青苔。那时母亲正帮别人洗衣裳，我中午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井边挑水供母亲清洗，但只要谢师一来，都要将井杆相让，他挑一担水两分钱，一天要挑100多担。
日子就这样悠悠地过下去，有年秋天，春熙路的自来水接到了正科甲巷，一个造型古朴的铸铁水桩就立在隔水井60步的地方。自来水的开通，使附近居民的饮水条件大大改善，但对靠井吃饭的谢师来说，是在逼他退出“江湖”。而水桩的出世自然该有守护水桩的人。
守水桩的杨娘40多岁，水桩就立在她家几步远的地方，那年月水价低廉，杨娘的收费标准是大桶一分一挑，中桶两分三挑，小桶一分两挑。
小科甲巷一院落
三条科甲巷呈“F”形。小科甲巷正是“F”中间的那一横杠。听老人们说，小科甲巷这一带房子是清朝关押犯人的监舍，由于此地距城守衙门不到两里，各州府县押解的犯人第二天要到衙门受审，晚上就在此戴枷歇息。
小科甲巷的这个院子地势低洼房屋破败，大雨大漏小雨小漏，雨水污水没法排除，全靠院内一条阴沟浸渗，只要你在屋内家具的“腿”上一掐，便会留下又深又湿的印痕。
院内共住9户人家，除姓罗的户主外，余皆赤贫之人。1942年政府修建市第一人民医院，小科甲巷后半截被占，有些民居被迁，后半截砌上了高高的风火墙。出了小科甲巷就是正科甲巷。那时的正科甲巷对我来说有天堂般的美，正科甲巷街上有绣花铺，有卖木关刀和响簧（指空竹）的玩具铺，还有酒铺、茶铺，有整天发出拍打声的佛金铺，到正科甲巷闲逛是我童年最开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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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甲巷粮店的红苕
大科甲巷西接春熙路东段，比正科甲巷宽，却没有小科甲巷长。清咸丰年间这条街上曾有闻名巴蜀的慈善机构正心堂，正心堂为民间做了不少善事。当我乃三尺小儿时，正心堂只留下两扇黑漆剥落的大门和一对掉了鼻头的石狮子，跨过镶有铜条的高门槛，面对的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大科甲巷靠近青年宫电影院，地段热闹人流较多，小饭馆水果摊应运而生。有几年我常常在电影院门口捡橘子皮，这东西晾干叫陈皮，可卖与中药铺。然而大科甲巷留给我记忆最深的却是那年粮店卖的红苕（红薯）。
大科甲巷粮店负责供应三条科甲巷和两条打金街的口粮。那年月粮食实行定量，标准分居民干部成人小孩，小孩又分读小学读初中，大家一律凭“粮折子”取粮票买米，粮店的热闹只集中在月初的那些日子。记得有年初冬，粮店通知提前发放下月粮票，要配给红苕。每人每月口粮的四分之一要兑换成红苕，0.5千克米换2.5千克，那时居民定量13.5千克，扣掉3.5千克兑换成17.5千克红苕。
那两天几辆汽车轮番地运来如山如海的红苕，我举目一望，粮店的门内门外，大杂院的空地走廊，临街一路的街沿全堆满了大大小小圆圆滚滚的红苕，几十处红苕堆垒的山峰占据正科甲巷大半条街，阵势颇为壮观。
接下来几天几夜，粮店灯火明亮通宵营业，苕山人海，交通为之断流。三条科甲巷分成三个红苕兑换点，每个点都排起了长队。近千户人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有的用自行车驮，有的用三轮车架子车拉，我们院子没车就用竹框、水桶、米口袋抬回去。夜深了，人倦了，大科甲巷的陈婆婆还就地取材，煮好了粑(成都话pa,即软)红苕，给肚子饿了的街邻加餐。
此事后，大科甲巷又恢复了往日的常态。
（下篇：《春熙路上漱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