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5月5日，是“立夏”。立夏时节，大豆播种，小麦生长，万物焕发生机。农业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无数科学家在这条充满挑战的农业发展道路上，默默耕耘。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马育华（右二）、刘大钧（左二）、
盖钧镒（右一）
来源｜中国科学报
这张合照中，马育华（右二）、刘大钧（左二）和盖钧镒（右一）正在大豆试验田中观察作物长势、交流研究心得。这三位中有师徒传承，也有并肩作战的同事。他们的杰出贡献如同坚实基石，为中国农业发展奠定深厚根基。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马育华：植物数量遗传学的开拓者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与大豆新品种“南农493-1”合影的老者，是我国著名大豆育种专家马育华。他不仅培育出高产优质大豆品种“南农493-1”，还创立了南京农学院大豆研究所，该所当时是我国南方地区大豆研究的重要中心，后发展成“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1957年马育华与大豆新品种“4013”合影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50年6月，马育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毕业。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马育华毅然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响应号召，于同年9月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同行的还有赵忠尧、邓稼先、叶笃正等130余位学界精英。
马育华求学时代，生物统计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大学毕业后他在金陵大学任教的《生物统计》和《田间试验设计》是农艺系高年级的重要课程，也是最难的课程之一。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从事试验设计研究，紧跟当时因子式试验及混杂设计发展的步伐，并一直在该领域的前沿进行探索。
生物统计学引入中国，是中国农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曾说：“我国原产作物如大豆、水稻以及其他许多以我国为起源中心的作物，它们的地方品种自然群体和野生类型非常丰富，必须进行系统的数量性状遗传研究。”
马育华极大地推动了植物数量遗传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他的著作《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而《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则成为该领域首部统编教材。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盖钧镒：建立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在马育华培育出大豆新品种“南农493-1”的同一年，他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助手——盖钧镒。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盖钧镒
来源｜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
盖钧镒生长在城市，对农事并不熟悉，然而在招考中的一次阴差阳错，使他成为南京农学院的一名新生。
1957年，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盖钧镒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到江苏北部的涟水县黄营洋旗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学习种田，在田地里积累实践经验。他曾坦言：“生活水平远低于城市的纯朴农民，在最困难时把最好的给我们吃，自己宁可吃胡萝卜。所以，后来我回去以后对农业有兴趣，对生物学有兴趣，最感恩的还是农民。中国农民生存现状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对得起他们吗？这就形成一种责任感，也是我的人生观形成过程，决定我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方向，也构成了我现在从事大豆科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1963年，盖钧镒成为马育华的研究生。在那个特殊时期，他和导师成功育成了大豆新品种“南农1138—2”，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广泛推广。
改革开放后，42岁的盖钧镒成为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于1980年1月前往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在美期间，他刻苦学习，抓住一切机会，考察并访问了美国12个大豆主产州的大学，广泛搜集了数量遗传和植物育种理论、大豆资源发掘、研究与创新，以及农业教育与管理，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最新资料。
盖钧镒深刻认识到，中国作为大豆的故乡，拥有丰富的大豆品种资源（包括野生大豆资源），保护和研究这些宝贵的遗传资源是中国大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
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和相关农业科研单位的协助下，他与同事们一起，在南方各地特别是偏远地区收集了大量大豆地方品种，目前已保存了30000多份以南方地方品种为主的大豆资源，建立了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位居世界第三。
长期下地观察已成为盖钧镒生活的常态。“60多年间，中国每一片大豆产区我都去过。”他曾自豪地说。
此外，盖钧镒还持续倡导将大豆纳入粮食安全体系，提升对大豆的认识；推动大豆方面农业机械化和各项新技术的发展；牵头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研究和推广，该技术能在玉米产量不减低基础上，中间多收一季大豆，更好地实现“立足国内解决大豆供应问题”，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刘大钧：小麦育种领域的创新者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南京农学院作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起源地，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刘大钧与马育华同为王绶教授的门下，长期共事，私交甚笃。1956年马育华推荐时任教学秘书刘大钧留学苏联，入读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1959年获得生物科学副博士学位；马育华还是刘大钧晋升副教授、教授的同行评议专家；而刘大钧是马育华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而盖钧镒则是刘大钧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继任者。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1982年，刘大钧在江浦农场试验田工作时的照片（左一为吴兆苏、右一为刘大钧）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20世纪60年代初，刘大钧专注于小麦辐射育种，70年代末转向小麦细胞遗传学，90年代初又投身于分子生物学研究，每次转身都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1960年，刘大钧在留学苏联即将回国前，参加了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为期两个月的原子能利用技术培训。这次学习不仅让他掌握了原子能辐射诱变技术，更让他察觉到这项技术将对中国农作物育种产生深远影响。
回国后，随着小麦品种研究室成立，刘大钧便与遗传组的同事创造条件开展辐射诱变技术相关研究，最终成功选育出高产优质小麦品种“宁麦3号”，为我国南方小麦增产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辐射诱变技术在农作物育种中的巨大潜力，推动了我国农作物辐射育种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蓬勃发展，一大批优质农作物品种相继问世。
随后，刘大钧又带领团队开拓分子遗传学领域。20世纪末，分子遗传学在国内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迅速兴起，而刘大钧的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相关研究的队伍之一。
小麦赤霉病作为一种在世界温暖潮湿和半潮湿地区广泛发生的小麦病害，其危害性仅次于条锈病。当全球小麦遗传育种界都在尝试从小麦的近缘物种中寻找抗赤霉病基因并导入小麦时，刘大钧独辟蹊径，选择了簇毛麦属作为研究对象。最终，他成功选育出的优质抗赤霉病材料，如普通小麦-大赖草、普通小麦-鹅观草、普通小麦-纤毛鹅观草的附加系、代换系、易位系等，均为国内或国际上首次报道。
刘大钧在小麦育种领域不断创新，从辐射育种到分子遗传学，成功培育出多个高产优质小麦品种，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出卓越贡献。
放眼中国农业科研历史，这三位科学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者，他们如同新中国的拓荒者，在农业科研的田野上并肩耕耘，为祖国的农业发展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参考文献：
[1]马育华传,马育华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研究报告.
[2]种瓜得豆豆满仓[N].经济日报,2010-06-20.
[3]此生只为麦穗忙！刘大钧传[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4]马育华：追求卓越 兴农报国[N].中国科学报,2023-3-31.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