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
汉灵帝之时，刘焉为太常，提出了恢复牧伯制的建议，并且请求出任交趾牧。
其真实原因，是为了“避世难”，堂堂大汉九卿之首，何必要跑到交州避难，难道天子之都洛阳还庇护不了他？
《三国志》的说法是，刘焉认为汉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所以才要慌忙的逃离洛阳。
大多数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往往都会忽略过去，但实际上这句话大有深意。“政治衰缺”这个很好理解，汉灵帝之时宦官乱政，刀兵四起，百姓有倒悬之苦。
“王室多故”四个字，就很难看出明确的指向，我们很难理解他具体指的是什么。
事实上，不光是我们理解不了，就连《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没搞懂。同样一段话，《后汉书•刘焉传》是这样写的：
“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
其中，两书关于“政治衰缺”的表述是一致的，而后者以“四方兵寇”取代了“王室多故”。这显然是范晔对于“王室多故”的解释，但是很明显，两者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刘焉上表改制的时间，《三国志》中没有记载，但是《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明确说了，是在汉灵帝中平五年三月。
而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朝廷正式下令改制是在当年的十一月：“是岁，改刺史，新置牧”。
由此可知，刘焉提出改制是在中平五年三月，而朝廷于同年十一月正式颁行。刘焉也应该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或者是中平六年的年初，正式出任益州牧。
可是我们要知道，黄巾之乱是中平元年的事，同年十月，张梁和张宝就战死了。而刘焉想要逃离洛阳，距离黄巾覆灭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在这期间，虽然一直有黄巾余党在活动，但是已然势颓，显然不足以危及京师洛阳。事实证明，牧伯制度施行以后，到任的州牧很快就勘定了地方。
刘虞在幽州，刘焉在益州，刘表在荆州，贾琮在冀州，这些地方都是后来诸侯混战时最富庶稳定的地方。
这就可以充分的说明，刘焉想要逃离京师，跟“四方兵寇”并没有多大关系。恰恰相反，在当时京师洛阳最安全的地方，不管是交趾还是益州，都处于一片混乱当中。
据《资治通鉴》记载，交趾前后多任刺史都“无清行”，大肆盘剥百姓，掠夺民财。中平元年六月，曾经引发了大的叛乱，老百姓抓住刺史和合浦太守造反。
益州就更乱了，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在刘焉到任前不久，有益州贼马相杀官夺地，自称天子，造反的队伍一度到达十万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刘焉慌忙的逃离京城，甚至想要逃到数千里外的交趾，可知他一定是察觉到了更为巨大的危险。要知道，交州大部分是现在的越南境内，其州治所在今天越南的首都河内。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一段话，《资治通鉴》又是一种写法：
太常江夏刘焉見王室多故，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
此书沿袭了《三国志》“王室多故”的说法，兼录了《后汉书》“四方兵寇”的说法，却又省去了两书都有的“政治衰缺”四字，可见是杂糅两家的产物。
它为什么要省去“政治衰缺”四字呢？我不清楚司马光是否真的是理解了“王室多故”四个字，但是他这一删却是有些歪打正着。
我个人的意见，所谓“王室多故”，指的是宫廷内的巨变，可能由此而危及王室。《三国志》所谓的“政治衰却，王室多故”并不是泛指，这八个字说的应该是同一件事，而“政治衰却”是“王室多故”的前因。
汉灵帝之时的“政治衰却”指的当然是宦官乱政，而东汉时期宦官与大臣之争已非一日，经历了五年的战乱，两者之间的矛盾更是暴露无遗。
事实上，刘焉在中平五年三月提出建议，同年年底或次年年初上任益州，过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中平六年四月汉灵帝就驾崩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何进谋诛宦官的事。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何进被宦官所杀，董卓入主中枢，其后山东播乱，汉末群雄之争拉开了帷幕。
何进中平元年担任大将军，谋诛宦官之念恐非一日，只不过灵帝驾崩、少帝即位，大权在握以后的何进才觉得时机成熟。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汉灵帝之时，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就曾经密谋废除灵帝、诛杀宦官，而且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曹操。
所以，诛杀宦官这件事，在当时的清流名士之间应该不是什么秘闻，作为名士又身为太常的刘焉，自然会有所察觉。
灵帝之时窦武、陈蕃诛杀宦官失败，受株连者难以计数，殷鉴不远，眼看宫廷将再起血污，所以刘焉才会仓皇逃走，“以避世难”。
而且，宫廷之乱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皇帝，所以他才会认为“王室多故”。这或许是陈寿出于某种避讳，不敢明言，所以才故意用这种笼统的语言。
所以说，刘焉应该是提前一年多，就预料到了宦官之祸，预料到了大祸以后朝廷会有很大的变局。这种预感可能不止他一个人有，可是坚定的要逃离洛阳，不惜逃到数千里外的交趾避难的，却只有刘焉一个人。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笔扎
《三国志精解系列》第2篇
【原创内容】作者：抱一散人 王玄陵